我的積木

　　“文革”后我在《兩湖》雜志上寫風土小品，以一個字為題，如《塔》、《橋》、《港》等等，每篇都只有幾百個字一補白而已。但是日本有位漢學家稻煙耕一郎先生，對這些小文卻情有獨鐘，不僅將有些篇譯為日文，還在早稻田大學的《中國語》上刊出。這在《西湖》雜志固然是“破天荒”的，對我來說則更是一種鼓勵。一九八零年夏初，杭州市“文聯(lián)”組織部分會員在莫干山開創(chuàng)作會議，我也欣逢其盛；有上?！稌帧返木庉嬛牢遗c周作人有過一段交往，就約我寫文章，這就是《周作人的晚年》一文的由來。此后不久，上海的陳子善教授也來信約稿，我又寫了一篇《我所知道的知堂》寄去，后來收在《閑話周作人》一書中。這兩篇文章影響較大，因為在“文革”期間，關(guān)于周作人的事知者甚少。一九八五年暑假，我在“杭大”高考閱卷，坐在我前面的是紅學家蔡儀汀教授，休息時蔡教授回過頭來對我說：“《中國烹飪》向我約稿.不知道你也有興趣否？”從此之后，我就開始寫關(guān)于飲食文化方面的文章，而且雜志由一個擴大到許多。想不到我的這些小文又歪打正著，居然得到編輯們的普遍好評，如《中國烹飪》的衛(wèi)編輯最先來信說：“大作是有意味的小品文。

　　孫旭升，又名孫五康，筆名思衡。出生于一九二八年浙江省蕭山縣、（今屬杭州市）。一九五四年畢業(yè)于南京大學中文系，從事教育工作。愛好文藝，寫過不少文章，以散文為主。為杭州市作家協(xié)會會員、浙江省魯迅研究會會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