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見到摩羅，我是有些驚異的：這樣一個文靜的書生，怎么竟然以“惡魔”自居，而且為文壇學界所認可？這一回，為寫這篇序，通讀了他的大部分文稿，又再一次面對這個問題，并且引起了長遠的思索與無盡的感慨。我想起了世紀初魯迅對“摩羅詩人”的呼喚——“摩羅”的筆名顯然是源于此的。那時候，魯迅正在殫精竭慮地尋找創(chuàng)建中國的“近世文明”的道路，“別立新宗”，即為中國在20世紀的變革提供新的理想與價值；為此，他提出了“首在立人，人立而凡事舉；若其道術，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”（《文化偏至論》）的理想，從而在現(xiàn)代中國的歷史上高舉起了“個體精神自由”的旗幟。魯迅認為，要實現(xiàn)“立人”的理想，關鍵是要有一批“精神界之戰(zhàn)士”，對于“理想在不攖”的中國傳統(tǒng)的“不爭之民”來說，他們無疑是異端的反叛者，但魯迅看來，這正是其價值所在。因此，他引來了19世紀西方以拜倫為代表的“摩羅詩人”以為同道，并且指明“凡立意在反抗，指歸在動作，而為世所不甚愉悅者悉入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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