訪景尋情

　　“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”，一直是自古以來熔鑄文人學者的兩大途徑。其最具典型性的便是三代以下第一作者司馬遷，他從十歲開始讀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、《世本》和儒家諸經(jīng)典；二十歲就周游江浙、兩湖、魯豫、四川的名山大川。訪求遺佚，搜集口碑。后世文人學者多奉為圭臬。有唐柳宗元以撰寫游記著稱于唐宋八家，所寫《永州八記》刻畫唐代湖南零陵優(yōu)美山水，竹木怪石，久稱古今名篇。明人徐霞客跋山涉水，攀懸崖，登絕頂，考察自然與人文現(xiàn)象，窮一生精力，撰成舉世馳名之杰作《徐霞客游記》，熠熠發(fā)光于中華文化之寶庫。近之如清代，游記之作，所在多有。如清初古文名家宋犖與汪琬各有一篇同名《游姑蘇臺記》的游記，描繪蘇州城外姑蘇山上姑蘇臺山水情景，宋文并引入汪文寫景片段，比讀之下，汪文于情以似略勝宋文一籌。乾隆時詩人沈德潛有《雨中游虞山記》一文，是一篇情景交融的好游記，作者始而寫兩過其山而未登的憾意，繼而寫某次雨中登臨，又未能盡探幽邃，而感到心甚怏怏，終而發(fā)抒對世事的感慨說：“然天下之境涉而即得，得而輒盡者，始焉欣欣，繼焉索索，欲求余味而不可得；而得之甚艱，且得半止者，轉(zhuǎn)使人有無窮之思也。噫嘻！豈獨尋山也哉！”晚清時期，中國處在一個歷史轉(zhuǎn)型期，有人開始動念走向世界。我的一位鄉(xiāng)前輩單士厘女士于1903年從日本經(jīng)朝鮮，中國東北、西伯利亞，至歐俄。歷時80日，寫成了中國第一部女子出國游記———《癸卯旅行記》，介紹所見所聞，不僅量其風物，更對時事感到憂慮與憤懣，充分反映20世紀初一位封建時代女性的遠見卓識。1910年，她又寫出一部名為《歸潛記》的游記，記其在意大利的見聞和她對中西文化交流的看法，更借猶太人在意大利的屈辱慘狀，以啟迪國人對國事日衰的警覺，體現(xiàn)了游記中的文化內(nèi)涵。上一世紀的八十年代，中國進入政通人和，文化繁榮的時期，文人學者漸漸擺脫自我封閉狀態(tài)，不僅國內(nèi)時有學術(shù)研討，甚且越洋交流，亦非罕見。所到之地，往往將見聞形諸筆墨，于是游記之作時見報刊，而自藏于篋者尤不可勝數(shù)。從此，海內(nèi)外一地之歷史沿革、山川風光、民情習俗，名勝遺跡，以及民眾之精神素質(zhì)、文明程度等等，大都見諸文字，斯情斯景，宛在眼前，幾于目不暇接。文化內(nèi)涵更見深厚，中西文化之溝通，日益暢達。不論古今，凡出于文人學者之手的這些游記，不僅使人廣其見聞，更重要的還能以作者對人文意識的詮釋，起到了發(fā)揮人們追索知識和開拓思路的效能。也引發(fā)我對這些文化游記的關(guān)愛和思考。能親臨海內(nèi)外勝地，并寫出文化游記的人，終究是少數(shù)，更多的人雖有此要求與愿望，但一則限于精力，二則限于財力，三則限于時間，無法實現(xiàn)自己的向往，于是只好通過圖像和文字來滿足自己的文化要求。我曾把這種文化享受稱之為“臥游”，所謂“臥游”，并非實指，而是借指一種消閑模式，偎在被窩里，仰攤在老板椅上，斜靠著羊皮沙發(fā)的扶手，歪躺在被垛上……都屬于“臥游”的范疇；但許多文化游記，多散刊在各處，搜尋困難。因此我曾設(shè)想如能選輯一批出于文人學者之手，具有文化內(nèi)涵的游記于一編，提供給那些或年高體衰者，或公私繁忙者，或阮囊羞澀者作“臥游”之需，豈不甚好？幾年前，我和忘年摯友韓小蕙女士曾編過一套《當代文化游記》，含域內(nèi)域外各一冊，為多人一集，頗得同好贊許，惟所收篇什較少，時思增益擴編。去年冬日，岳麓書社曾主陶社長告知，該社擬組編一套文人學者走天下的游記性叢書，內(nèi)容不只描寫自然景物，還應(yīng)有人文內(nèi)涵，并打破學者作家界限，各成專集。我被邀加盟，甚感愉悅，乃匯集舊有拙文數(shù)十篇，成一小集。各篇插入相應(yīng)圖片，庶看圖文，益增情趣。既記錄平生游蹤，又可備臥游者瀏覽，豈不善哉！

　　來新夏．浙江蕭山人，1923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，1946年畢業(yè)于輔仁大學歷史學系。1949年初在華北大學第二部學習．接受南下工作的培訓，后分配在該校歷史研究室，為范文瀾教授研究生，攻讀中國近代史。1951年奉調(diào)至南開大學歷史系任教，由助教循階晉升至教授。先后擔任南開大學校務(wù)委員、校圖書館館長、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、圖書館學系系主任等職?，F(xiàn)任教育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所屬地方文獻研究室主任．兼任中國近現(xiàn)代史史料學會名譽會長、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獻研究中心兼職教授、文淵閣本《四庫全書》學術(shù)委員會委員、點校本《二十四史》及《清史稿》修訂工程審定委員會委員、天津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顧問．美國俄亥俄大學圖書館顧問等職務(wù)。主要從事歷史學、方志學、文獻學等方面的教學與研究工作，著作豐富：歷史學方面有《林則徐年譜新編》、《北洋軍閥史》、《天津近代史》、《中國近代史述從》等；在方志學方面有《方志學概論》、《志域探步》、《中國地方志》、《中日地方史志比較研究》等；在圖書文獻方面有《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》、《清人筆記隨錄》、《古典目錄學》、《中國古代圖書事業(yè)史》、《古籍整理講義》等。發(fā)表論文百余篇，另撰有大量隨筆散文，匯編成集的有《冷眼熱心》、《一葦爭流》、《且去填詞》、《出櫪集》、《學不厭集》、《來新夏書話》、《邃谷師友》和《皓首學術(shù)隨筆叢書．來新夏卷》等十余種。專與博、冷與熱、學與用是我們在治學中經(jīng)常面臨的問題。作為一位橫跨歷史學、方志學、圖書文獻學的學術(shù)大家．來新夏先生研究領(lǐng)域之廣泛、成就之突出，在學術(shù)界中是很少見的。更可貴的是，來先生一直提倡和實踐“為人之學”，如今，年逾80高齡依然筆耕不輟，在從事專業(yè)研究的同時，還撰寫大量隨筆雜文．并將此作為普及歷史知識，服務(wù)社會的重要途徑。來先生旺盛的學術(shù)生命力和“常開新境”的學術(shù)風格值得我們認真學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