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聚仁雜文集

　　近讀方東樹（清桐城人）《書林揚觶》，其中猶引前人評論著述文學，有謂“著書立論，必出于不得已而有言，而后其言當，其言信，其言有用，故君子之言，達事理而止，不為敷衍流宕，放言高論，取快一時”。又謂：“文之不可絕于天地間者，曰，明道也，紀政事也，察民隱也，樂道人之善也，若此者有益于天下，有益于將來，多一篇，多一篇之益矣?！鄙w古人把解決社會問題人生問題當作著作的難一目的，所謂“我欲載之空言，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探切著明也”。這為人生而著作的態(tài)度，頗值得我們首肯的?？墒沁@種態(tài)度最難于保持：戰(zhàn)國諸子百家各逞己意，說點切實的話，秦始皇以法家統(tǒng)一天下，只留方土神仙之說，先秦儒家最重節(jié)操，持論不遠仁義，而西漢儒家，丟開孔孟濟世主張，涂飾陰陽家色彩以干君聽。清初顧、黃、顏、王諸大儒，通經(jīng)之用，明夷以待訪，謂“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”。乾嘉文字獄迭興，一般學者，只講訓詁義例，不敢稍談世務。自甲午以來，思想界感受強烈的刺激，社會問題人生問題幾度成為討論的中心，這一類著作也如波浪似的有時銷行得很多。（光緒二十七、八年，民國九，十年，十七、八年間，坊間都印這一類著作。）現(xiàn)在又轉(zhuǎn)為《四庫珍本》、《古今圖書集成》的流行期了，蓋“為人生而著作”，無分古今，此路皆不通行的！“權(quán)力”這樣東西真有點古怪，一個人當了權(quán)，就會不知不覺地自尊自大起來。拿破侖走上阿爾比斯山時，敢說我和阿爾比斯山一樣偉大，所謂得意忘形。清代中興名將，曾國藩的沖和謙退，世所共知；他教訓自己的諸弟，以及兒侄輩，無不以保泰持盈為言。但曾氏一家，除了曾國藩自己及曾紀澤以外，驕蹇的習氣都很重很重，魚肉鄉(xiāng)里的事，也不時做出來。郭曖說那樣的話，也是情理中常有的。至于末路皇帝，說那樣凄涼的話，也在情理之中。黃遠生在《懺悔錄》中記革命時見慶王、那桐的情形，他說：余被推為代表謁見慶王、那桐者說憲法事，此平日赫赫炙手可熱之慶、那，到此最后關(guān)頭，其情狀可憐，乃出意表。慶王自謂：“此后得為老百姓已足?！蹦峭┠酥刘钲埗?，謂“吾曹向日誠假立憲，此后不能不真立憲?！庇喾堑酱说葧r，尚不知彼等之惡劣一至于斯也。地上原無天縱之子，一樣的皮包骨頭，越是養(yǎng)尊處優(yōu)，左右指揮的人，當了大事，越?jīng)]有擔當責任的勇氣和力量；走到了末路，自然比喪家之狗都不如了。他大概是“世說新語”中的人物，那長身玉立的豐神，也像一只白鶴。出落得一身飄流，會喝酒會做詩，會寫蠅頭那么小的楷書，和王衍、樂廣、謝靈運那些人湊在一起，一定是合得來的。他在文瀾閣過一暑假，他的后腦，就給那張?zhí)僖文サ闷狡交?，坐著睡著，就在那藤椅上消磨了那么多天。假使這只白鶴不要吃東西的話，大可以入山做神仙了。潘鳧工到“暨南”來教書，就和他成為詩友。有一夏天，潘鳧工下午照例要去看禮吾，適逢禮吾夫婦睡了，鳧工就在客廳上的椅上也自己睡下去了；有時主人醒來，客人沒有醒，主人就讓他睡在那兒。有時客人醒了，主人還沒有醒，客人也就走了。假使這些情節(jié)，能好好寫下來，放入“世說新語”中去，有什么不合呢？—千多年來，詩說多矣。有尊李而抑杜者，有尊杜而抑李的，亦有李杜并尊者，亦有李杜并抑者，亦有獨尊王孟的，亦有獨尊元白的……這種種，只是各人的感受，用不著定于一尊的，錢鐘書先生論唐宋詩，謂“就詩論詩，正當本體裁以劃時期，不必盡與朝政國事之治亂盛衰吻合，未可厚非；詩自有初、盛、中、晚，非世之初、盛、中、晚?！略娙讼＠眨⊿cbiller）有《論詩派》一文，謂詩不外兩宗，古之詩真樸出自然，今之詩刻露見心思，一稱其德，一稱其巧！”希勒又作旨注，云：嘶謂古今之別，非謂時代，乃言體裁，故有古人而為今之詩者。有今人而為古之詩者，且有一人之身攙合今古者，是亦非容刻舟求劍矣?！卑茨尘齺硇?，承詢“不學無術(shù)”這句話該怎么說？假使依一般人的口頭說法，那就不必我來多說了。假使要說得正確一點，那就應該有幾種說法：一、因為“不學”，所以“無術(shù)”。二、其人既“不學”，又“無術(shù)”。三、其人雖是“多學”，依舊“無術(shù)”。四、其人雖是“不學”，卻是“有術(shù)”。每一種說法，都有它的含義的，非先弄清楚不可的。清末光緒年間，張之洞入樞府，與袁世凱共主政局，其幕僚高友唐由漢歸京，張問外間對其有何議論？高曰：“人皆謂岑西林不學無術(shù)，袁項城不學有術(shù)，老師有學無術(shù)?！敝葱υ?，“項城不但有術(shù)，且多術(shù)矣。予則不但無術(shù)，且不能自謂有學。”這一有趣的故事，可作某君的參考。不過，這樣推衍了一番，并不曾解決真正的問題。因為什么是“學”？什么是“術(shù)”？不先攪清楚來，笑話只能算是笑話，無補于事的。有人說學習下圍棋，就是學習兵法，學習戰(zhàn)術(shù)。可是，當代大圍棋手就否認這一說法，他認為下圍棋和《孫子兵法》并不相通。至于“學了什么家的思想，在政術(shù)上可以應變？”那更是言人人殊了?！肚f子·天下篇》一開頭就說：“天下之治方術(shù)者多矣，皆以其有，為不可加矣?！保ǚ?，道也。）各人根據(jù)各人的“道”，找尋各人的“術(shù)”，并不是用張三的“道’，就可以運用李四的“術(shù)”的，《天下篇》所列用的“道”，有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之別，所以各家的“術(shù)”大不相同。即如我們童而習之的《大學》，儒家的政治方案，一開口就說“修身”以“齊家”，“齊家”乃”治國”，其實以柳下惠為兄，而盜跖為其弟，試問修身有什么用？唐太宗為歷史上所謂“英明之主”，他的家卻一塌糊涂，糟得不能再糟了！可見儒家政術(shù)，毫不切實用的。有人說：研究《孫子兵法》，可以學習戀愛（追求）術(shù)。那位以幽默馳名的劉麻哥（禺生），他在美國讀書時，并未讀過《孫子》。他寄寓的宿舍中，房東的女兒，美貌動人，追求的滿裙下，麻哥照鏡自憐，不敢存奢望。哪知一天晚上，宿舍大火，嬌女火困在樓，命危旦夕。這時，麻哥奮不顧身，冒著火焰上了五樓，把那小姐搶救出來。這就美人入懷，結(jié)成夫婦了。他的吃了天鵝肉，談的說他熟讀《孫子兵法》，懂得“集中火力，中央突破”的戰(zhàn)術(shù)，那又是過情之譽了。人生究竟該學什么而后得什么術(shù)，也就無成法可拘的。所以，“不學無術(shù)”這句話，也是似通非通的。上面我所說的，或許已經(jīng)超過了某君所要了解的視野了；不過，我還要說下去，涉及談政的范圍。因為一般人用這一成語時，所謂“學”，大體是指談政之學，所謂“術(shù)”，便是用政之術(shù)，值得推尋一番的。一般人所謂談政之學，總是以儒家為宗法；我說過，在先秦，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并立，并非專宗儒家。漢武帝尊信儒術(shù)，他所信任的并非申公、董仲舒、趙綰、公孫弘那些儒士，而是桑弘羊、張陽、孔僅那些刑名之士。漢宣帝二年，皇太子見上所用文法吏，以刑繩下，嘗侍燕從容言：“陛下持刑太深，宜用儒生。”帝作色曰：“漢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雜之，奈何純?nèi)蔚陆逃弥苷?？且俗儒不達時宜，好是古非今，使人眩于名實，不知所守，何足委任？”他們父子的談話，即說明“政學”和“政術(shù)”，并不一定有什么關(guān)連的。即如北宋行新法的王安石和洛派首領(lǐng)司馬光，各有各的政術(shù)；司馬光近于儒家，王安石卻是名法家。王安石便對司馬光道：“我和你所操之術(shù)多異，所以論議政事，彼此不能相合。”至于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家，不獨管仲、子產(chǎn)、李斯是法家，諸葛亮、王猛、張居正也是法家，連曾國藩也是法家，穿件儒家的“外”衣而已。所以不習儒家的政治觀，自有治國的政術(shù)，也是常事呢！且讓我就王安石和司馬光談新政所操之術(shù)多異的異點說一說。名法家治天下，著重理財，苛刑罰，儒家則主張輕刑罰，薄稅斂。所以李斯、桑弘羊都主張政府統(tǒng)制經(jīng)濟，被儒家譏為聚斂之臣，司馬光就說古圣賢所以養(yǎng)民者，不過輕租稅，薄賦斂，已逋責也，譏王安石“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”（頭會箕斂即統(tǒng)計人口，依箕斗計算）。儒家的國家經(jīng)濟，本于孔子所謂“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”一句話，要藏富于民，正和法家相反。王船山在這一點上看得很清楚，他知道宋神宗的心意，在養(yǎng)兵備邊，求府庫之豐裕。王安石所以得君，也在于理財?shù)闹鲝?。王安石理直氣壯地對司馬光說：“我為天下理財，不為征利?！彼浴安粚W”或“多學”或“有學”是一件事，至于“無術(shù)”或“有術(shù)”或“多術(shù)”又是一件事，不能囫圇吞棗似去了解的。有一天晚上，友人傳來歡迎巴比塞的民眾運動將被嚴厲干涉的消息，不覺義憤填膺。因翻取《孫總理全集》、《汪精衛(wèi)集》、《胡漢民講演錄》、《戴季陶集》以及《現(xiàn)代評論》等等，集腋成裘，做一篇宣言式的歡迎詞，且看有什么滑稽的反響。果然，反響來了，《晨報·淞濱夜談》上一位羅園先生就以此派我許多罪名了，他還迫我：“要打倒國民黨，請你加緊你的工作！”啊呀！烏鴉是一只多么沒有用的東西，怎叫他打倒國民黨呢？不過那些話，都是孫總理、汪院長、戴院長、胡委員以及當朝一品大人先生們的話呀，不要冤枉他們也被第三國際牽著鼻子走呀！在下姑且賣個關(guān)子，不把原文篇頁目注出，讓大家也找一找。先把我那篇宣言中的國民自覺運動的根本主張的來源舉出來，以明“非我作古”、“公然反動”！孫總理《北上宣言》：軍閥所挾持之武力，得帝國主義援助而增其數(shù)量。此自袁世凱以來已然。然當其盛時，雖有帝國主義為之羽翼，及其敗也，帝國主義亦無以救之。此其故安在？二年東南之役，袁世凱用兵無往不利，三四年間叛跡漸著，人心漸去，及反對帝制之兵起，終至于眾叛親離，一蹶不振。七年以來，吳佩孚用兵亦無往不利，驕氣所中，以為可以力征經(jīng)營天下，至不恤與民眾為敵，屠殺工人、學生，以摧殘革命之進行，及人心已去，終至于一敗涂地而后已。猶于敗亡之余，致電北京公使團，請求加以援助。其始終甘為帝國主義之傀儡，而不能了解歷史的教訓如此。由斯以言，帝國主義之援助，終不敵國民之覺悟。帝國主義惟能乘吾國民之未覺悟，以得志于一時，卒之未有不為國民覺悟所屈伏者?！崛擞诖?，更可以得一證明：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(jié)合者無不敗。反之，與國民結(jié)合以速國民革命之進行者無不勝。老實說罷，《濤聲》上看起來似乎十分激烈的文章，都是有來源的；其來源非自第三國際，而自孫總理、汪院長、蔣委員長、戴院長的平日言論。若是孫總理還未判定為反動派，那他的言論，還不能禁止我不去“引經(jīng)據(jù)典”！……

　　曹聚仁，生于浙江浦江（今屬蘭溪市）。1921年畢業(yè)于浙江省立一師，同年到上海；在民國女子工藝學校任教，并為《國民日報·覺悟》撰稿。1922年記錄章太炎的講演稿《國學概論》在《覺悟》發(fā)表，引起社會注意。1923年，擔任上海藝專、暨南、復旦等大學教授，并從事寫作。 1932年主編《濤聲》半月刊。1934年協(xié)助陳望道編輯《太白》。次年與徐懋庸創(chuàng)辦《芒種》。1950年移居香港，為《星島日報》專欄撰稿，后改任新加坡《南洋商報》駐港特約記者。1956年后先后輯有《北行小語》、《北行二語》、《北行三語》等文集。1959年任香港《循環(huán)日報》主筆，后繼任《正午報》主筆。晚年著有《聽濤室隨筆》，于1970年在香港《晶報》連載，后更名為《國學十二講》在香港出版，1986年北京三聯(lián)書店出了增訂本，改名為《中國學術(shù)思想史隨筆》。